在《谁是知识分子？》一文中，作者追溯了“知识分子”这一称谓的来历。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的产生源于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1894年法国参谋部得知内部有人秘密向德国情报机关提供武器资料，此事引起上层军官重视，将军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叛徒。参谋部在证据极不充分的情况下将实习军官犹太人德雷福斯推上审判席，经过秘密审判德雷福斯以间谍罪和叛国罪被判终身流放。两年后一些新的证据被媒体披露，这些证据足以证明真正的叛徒逍遥法外而德雷福斯只不过是“替罪羊”，许多法国人纷纷向政府和军队呼吁要求重新审判德雷福斯案。在舆论压力下法院重新开庭，但审判结果不仅维持了原判还将一个向媒体说出实情的军官判为泄密罪。
作家左拉在报纸上发表了《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它有一个更为大家所熟悉的标题——《我控诉》。在公开信中左拉以极大的勇气控诉国防机关、军事法庭及某些上层军官违法乱纪的行为，指出这是最为可耻的违背人道和正义的“国家犯罪”。法国军方以“诽谤罪”对左拉提出起诉，左拉被判有罪，逃亡英国。流亡国外的左拉并未放弃抵抗，他号召更多的人认清真相，起来斗争。除了左拉，许多学者、教师、媒体工作者、学生都纷纷站出来，表达他们的正义和良知。这时“知识分子”一词出现了，初始这是对抗议者的蔑称，暗示这些人的行为脱离现实、不合时宜，但抗议者却主动接受“知识分子”的叫法。在“知识分子”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法国民众发出质疑的声音，法院不得不再次重审德雷福斯案，这次审判依旧认为德雷福斯有罪，但迫于公众的压力，新上任的总统宣布特赦德雷福斯。1906年，在德雷福斯首次被宣判有罪十二年之后，上诉法庭终于宣布取消德雷福斯的叛国罪、间谍罪罪名，为其恢复名誉。
在这一事件中诞生的“知识分子”一词毫无疑问和争取公理、正义以及对抗强权有密切关系，而在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中，无论是萨伊德认为的“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还是福柯提出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去驱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亦或是萨特的例证，“当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核试验研究时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当他在反对核战争的请愿书上签名时才是。”具有公共关怀和批判意识，且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显然是知识分子的一大特质。
文中虽然用的是“知识分子”这一称谓，但显然只谈论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简而言之就是，那些关注社会，同时也被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就像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的那样：
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艰险地向公众做清楚有力的表达，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压迫的权威。
当然，应该还有另一类“知识分子”––他们只专心于自己的学问，而对世事并不在意。可能他们也像翁贝托·埃科一样相信：
知识分子是一种只能制造危机，却无法解决危机的职业。
而我以为，“知识分子”应该有着美好的精神世界
在我看来，当下中国只有三个“公共知识分子”：韩寒、老罗和陈丹青，可他们对这样的称谓却也不以为然：韩寒并不接受这个角色，他说自己只是在由着性子来，想什么就说什么而已。陈丹青也不承认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他说现在中国还没有充分的公共空间，哪里来的公共知识分子。老罗理解的知识分子很简单，读过几本书，有独立思考能力，再有几根硬骨头就差不多了。他希望所有知识分子都关心社会现实，瞧不上那些一心关门做学问的知识分子。
唯一的好消息是––原来除了专家之外，还真有“知识分子”存在。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